三人一拍即合。

“就是要证明‘我行’，活着有用”

找到队友好像比破世界纪录还难。

苏朋学想到了1984年在龙潭湖参加的北京市老年人春节长跑比赛。那场比赛要求老年人55岁以上，到2016年，这些人刚好都符合年龄要求。

他翻箱倒柜找到一份当年的体育工作简报。一看，傻眼了。前十名的名单里，他是第一名。剩下的9个人，5个去世了;有一个前些年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没三年也去世了;剩下三个，情况不明。

扩大搜寻范围。三人把以前长跑队、北京铁人三项协会的名单挨个儿梳理一遍，圈定年龄符合要求的人选，通过协会帮忙，制作入户调查表，挨个儿访谈。李心说，这是“找对象”，要求还挺多——要符合年龄要求，要身体健康，要平时参加锻炼，要有参赛意愿，要家人同意，要能负担得起出国参赛的费用等等。

最初圈定了两个人。

汪老，88岁，年轻时是个翻译。这些年还坚持冬泳，身体条件不错，参加意愿强烈。但仔细一问，前些年得过胃癌，四分之三的胃都切除了。家里有小孩有精神疾病，也没法给他签同意书。

赵老，92岁，离休干部。李心辗转找到他，才知道，他几天前做仰卧起坐时，把腰给摔了。

都不行。苏朋学想到了以前一起训练的孙桂本。年轻时，孙桂本在东城区副食公司搞宣传，是长跑队队员，退休后参加过不少比赛，90年代还被评为北京市职工体育积极分子。

孙桂本是1928年生人。过了80岁，还有一头茂盛的花白头发，除了牙掉光了，身体也没毛病。

2005年老伴儿去世后，孙桂本一个人住。老人家常觉孤单，自己给自己安排节目。

他爱养花。别人送的，路边捡的，百十来盆。这是他的“植物孩子”。每天回家，看到一片绿，觉得它们在说话：“老爸老爸，我饿了，我渴了，你可别不管我。”孙桂本跟它们回：“宝贝，你长了小苗”、“你蔫啦，今天是不是不高兴。”不管有多急的事儿，他先给植物吃了、喝了，心里才踏实。

苏朋学联系上他时，他是拒绝的。2008年以后，他再没参加过比赛，每天去地坛体育场跑5圈，只图强身健体，对比赛没什么兴趣。“这么老远，还要坐飞机，我害怕;而且出国一趟，得好几万块钱呢。”

“要破纪录，为国争光呢。”苏朋学强调这次参赛的意义。

这句特别受用。孙桂本决定了——去。

在那天的记事本里，孙桂本写上：“对我这个年龄来说，能出国去看一看，这是极佳的机会。要参加，就一定要拿牌，否则就甭参加。”他还做出决定，一是暂时不找保姆了，每个月可以节省3000块钱;二是彻底戒烟，当天就把半盒烟碾碎、扔进垃圾桶。

联系王志勇则相当顺利。没等苏朋学把话说完，电话那头的王志勇就说：“想去想去！”

王志勇以前也是长跑队的队员。1924年出生。前几年，当年一起在人定湖公园跑步的老伙伴们，生病的生病，过世的过世。他老伴儿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。三个孩子又都上班忙。正愁没人和他玩。

每天早上五点，他去楼下小区跑圈，一圈1600米，能跑三圈。回家后，玩玩数独，一本黄色封面的《数独联盟赛事练习题集》，一年下来，做完一半，碰到三颗星难度，如果一次能做对，他在表格旁边给自己奖励一个“good”。

不过他已经谢赛好多年了。81岁那年，他以4小时48分27秒的成绩跑完北京国际马拉松，捧到了国家二级业余运动员的证书，已经算是给体育生涯画了句号。他从没想过，到了92岁，还能和老伙伴并肩作战。

二女儿不希望他去。“年纪大了，锻炼锻炼身体就好，没有必要参加竞技比赛。”

王志勇像小孩一样跟女儿撒娇，“我想试试。”女儿看父亲身体没问题，也是团队行动，心一软，答应了。

最后一个人是苏朋学委托大连老将协会主席刘日福找到的。刘日福是大连市体育场场长，受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委托，每年负责带队参加世界老将比赛。

刘日福留意到上海的一个老将，最近几年，已经连续出国参加了5次比赛，应该没问题。

他叫汪锦标，上海人，1931年出生。汪锦标比其他三人年纪小，跑得慢。但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。

见证了整个组队过程的纪录片导演骆冠宏觉得鼻酸。“老年人最害怕别人说他没用。这是一个尊严问题，这几个老先生不断去挑战自我，就是要证明‘我行’，活着有用。”

他知道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很可能哪天给某位老先生打电话，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但即便这样，他们还是有勇气去面对人生末端的黑暗。这让他看到光芒。

83岁的李心（左）和90岁的苏朋学（右）经常聚在一起训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