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有卖不出去的肾

“那里面跟猪窝一样，连个被罩都没有，吃的是白菜土豆，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”手术后次日，何青给他在中介等待“受体”过程中结识的朋友孙明发了条信息，“手术已做，一切顺利”。孙明想让何青到深圳和他们一起住，“都是兄弟，相互有个照应”，但何青婉拒了他的好意。跟何青相比，孙明的肾没有“卖”出去。

去年上半年，孙明在连云港做水晶灯饰的生意，因为没有经验欠下8万元债务。孙明急于还债，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卖肾。“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觉得到期了没钱还给人家，面子上过不去。”

2011年11月20日，孙明买了张火车票，一路从老家西安站到成都。在成都待了两天，因为没有配型成功，中介给了他400元路费打发他回去，不死心的孙明又辗转来到广东，在顺德碧江市场一带，见到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手下董楠。

“平时很少见到强子，只有在有人要做手术的时候才会看到他，主要是董楠在负责我们的吃住。”董楠原本也是来卖肾的，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，就只能等待。后来慢慢发现，干中介有利可图，他就专职负责“养人”。

孙明在中介的出租屋里住了3个月，一直没有配上型。和他抱着一样目的的还有六七个人。在此期间，孙明见到几个做完摘肾手术的人，“之前还蛮有精神的，做完手术后整个人脸色苍白，非常虚弱。”孙明心里开始犹豫。

今年1月28日，马涛从深圳来到顺德，和孙明一见如故。在马涛的劝说下，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。马涛和强子是东北老乡，以前又做过侦察兵，很快就取得强子的信任。“我想找到证据后，把强子抓住送去公安局，端掉这个团伙。”

“我们在这吃住，行动不受限制。但强子很警觉，每次一有人突然走掉，他就要挪动一下。”马涛掌握了强子至少3个“窝点”。南方日报记者随后前往调查时发现，3处窝点都已经人去楼空，但是从房东老板的记录中，还可以发现一些端倪。

为了摸清地下中介的网络，马涛在中介窝点一共待了10天，跟5个完全不认识的“供体”一起，同吃同住同睡，“里面跟猪窝一样，连个被罩都没有，破棉絮，光板床，吃的是白菜土豆，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。”

卖肾的种种“理由”

在做手术前，卖肾者的心情既害怕又兴奋，害怕是怕疼，兴奋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钱。“在中介窝点，大家吃饭就故意浪费，开水一壶接一壶地烧，烧完冲厕所；饭煮两锅，吃一锅倒一锅，菜也是炒一盘倒一盘，我们5个人，两天干掉50斤米，一桶油。为什么这么干？因为我们‘供体’恨中介，恨死中介了。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，但到你手里能有1/10就不错了。中介、老板、主刀医生、麻醉师、护士，每一层都要拿钱。这些钱，都沾着卖肾者的血。”

马涛接触到的每一个卖肾者，无人不痛恨中介，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器官，在他们看来，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支配的资本。

每个人卖肾的动机，其实并不复杂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，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，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。在无奈的现实面前，在自尊的驱使之下，他们选择了卖肾。“凡是卖肾的人，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。但起码这个人的心并不坏。”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：缺钱。

在记者暗访中，何青、孙明、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：

董楠，25岁，陕西人。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，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。因为头脑灵活，能说会道，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，让他做帮手帮忙“养人”。董楠喜欢上网玩通宵的网络游戏，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肾者的生活费。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，找更多的“供体”，成功找到一个就可以从中赚取500元“介绍费”。

小丁，22岁，河南人。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，来广东卖肾，来到中介窝点的当晚，被马涛和孙明劝回家了。

阿管，24岁，广西人，从小被爷爷养大，一直待业在家。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肾。他打算等卖肾赚了钱，就租个房子，买台电脑，玩网络游戏赚钱，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强子打发走。

小张，25岁，广西人，之前在深圳工作，4张信用卡一共欠了5万元债务，一直表现得很忧伤，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，走之前给马涛留下一封遗书。

阿豪，19岁，广东人，坚定不移地要卖肾，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，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 2和iPhone 4S，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。后来被强子3000元“转卖”到郑州的地下中介。

在做手术之前，每个卖肾者的心情极为复杂，紧张、兴奋、刺激、害怕。紧张、害怕是因为以前没做过这种手术，怕疼；兴奋、刺激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现钱，两万元。

脱离了中介的马涛，在深圳一家学校做校车司机，而孙明则成了快递员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他们每天过着踏实的生活，同时也在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靠近。

卖完肾的何青，现在仍然无法劳动，住在2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，每天无聊地上网，玩着新买的手机，盘算着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债务该如何偿还。

中介分成两个体系

中介分成两个体系，一个专门找患者，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；另一个专门找“供体”。在全国，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，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。漳州、郑州、成都、南昌……在广东，主要是集中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珠三角地区。

一位知情人士透露，珠三角一带的肾源，一半被强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所控制。事实上，强子只是这个非法器官交易链条中的一个小老板，在他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。至于这个人是谁，具体做什么的，很少有人知道。“唯一知道的是，他是东北人，拥有一家自己的私人医院。”

中介分成两个体系，一个专门找患者，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；另一个专门找“供体”。强子就是找“供体”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，负责出钱“养人”，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，可以提成5万元。强子自称，2011年他经手促成肾移植的，就有100多例，“而且从来没出过事。”

在强子的下面，就是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。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，包括通过QQ、网页、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，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“养人”，提供食宿，管理松散，来去自由。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，就与主刀医生联系，安排手术。

而一些私人医院的医生，为了挣外快，也愿意私下跟地下中介合作，“但相关的手术设备一定要够专业。这里面肯定有着高额的利润空间，否则谁会愿意铤而走险？”据统计，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，2011年，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。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，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，并从中谋取暴利。寻找“供体”—提供食宿—安排体检—配型成功—签署协议—移植手术，这就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。

欺骗他人捐器官 可判故意伤害罪

3月22日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杭州表示，我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。专家表示，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，是改变器官移植乱象的根本出路。2012年2月，北京检方以“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”对犯罪嫌疑人郑某等16人进行起诉，该案为我国最大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，共非法出卖51个肾脏器官，涉案金额超过千万。

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郭春兰律师表示，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，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。“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，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将对当事双方按交易额1—8倍进行行政处罚。”

郭春兰告诉记者，从2011年5月1日起，施行的刑法修正案（八）将组织他人卖器官入刑，规定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，且明确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，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，或者强迫、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，依照故意伤害罪等处罚；以及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，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，违反国家规定，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，依盗窃、侮辱尸体罪的规定处罚。

寻找“供体”—提供食宿—安排体检—配型成功—签署协议—移植手术，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