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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爆火的《绝地求生：大逃杀》，让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了“大逃杀”这个概念。之后几年，《Apex英雄》等“吃鸡”游戏如雨后春笋，进一步压实了人们对“大逃杀”的固有印象——一场只能有一位幸存者的死亡游戏。

借助游戏影响力出圈之后，“大逃杀”也成了虐杀类B级片的金字招牌。但凡是“最后只能活一个”的题材，就可以扫进“大逃杀”这口箩筐里，通俗易懂，易于推销。因此，这类影视作品也一直十分走俏，爆款连连。

就比如，最近上线的《鱿鱼游戏》。

《鱿鱼游戏》是一部韩国网飞的原创剧集。故事架构非常简单，456个社会底层的烂命杂碎，闯关争夺456亿韩元（大约 2亿5千万人民币），赢家通吃，输的去世。

剧中有复数的主要角色：爱女心切的离异赌鬼成奇勋，编号456；身负巨债的金融白领曹尚佑，编号218；生死看淡的狠人老头吴一男，编号001；朝鲜偷渡来的江湖扒手郑好娟，编号067；最后是私务在身的卧底警察魏嘏隽，意义不明。其他角色以此类推。

故事的主视角，以赌债缠身的废人老爸成奇勋进行展开。成奇勋完美契合了社会大众对于成年男性废物的评价标准：好逸恶劳、一事无成、妻离子散，再加上最要命的一点——不知悔改。跟头发花白的老妈子挤在一起，蹉跎了几年之后，一条前妻即将带着女儿远走海外的“噩耗”，成了压倒成奇勋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为了让自己的人生“扭亏为盈”，老赌狗决定最后再来上一把，而这次的赌注，是他的命。

顺理成章地，几位主要角色在你死我活的闲暇之余，逐渐发掘彼此的过往：原来大家都清楚世界有多么操蛋，也都因此发出过无声的呐喊。这场血肉苦旅，也让成奇勋逐渐醒悟，他发现自己的苦难，在众生面前平平无奇。不只是他，人人都有不得不拼上性命的理由。

如果大难不死，成奇勋希望自己今后能活得像个人，而不是资本和物欲的傀儡。逻辑通顺，发展合理。

在剧集末了，照例有一场荒诞却伴随着些许温度的人性大戏，为整个故事盖上一个“圆满”的收场。要问这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我觉得是。然而，这是不是一个有关“大逃杀”的故事呢？我觉得并不。

和许多同类型的电影一样，《鱿鱼游戏》其实一点都不“大逃杀”，它更像是一部遭遇了中年危机的《赌博默示录》，或者是一部铺开了、磨平了的《熔炉》。

《鱿鱼游戏》的整个剧本框架，跟《赌博默示录》高度重合。如果你并不关注日漫，那么可以参考由原著改编的国产电影——《动物世界》。一样都是被社会丛林淘汰的苦命人，参加一个层层递进的“杀人”游戏，各路角色在过程中斗智斗勇、挑战人性，最后主角“圆满”胜出。

两者间的区别，只在于《鱿鱼游戏》的导演，为影片定下了更为血腥且黑暗的基调。比起面向青少年读者的福本伸行，曾执导过《熔炉》的黄东赫，显然更深谙人性的黑暗之道，也更懂“见红”的话题性。这是大部分韩国导演的共同点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都对商业类型片驾轻就熟，懂得如何剖析受众的痛点，在最酸痛的部位予以狠狠重击，来达到行销万里的目的。

这个痛点在《熔炉》里，是强权系统下的个人，针对弱势残疾儿童的霸凌；

在《出租车司机》里，是强权系统下的韩国军政府，和事不关己的大众，对民智启蒙运动的抵制；

在《辩护人》里，是强权系统下的立法司法机构，对于普世公理的无情践踏。

从最早的《汉江怪物》《恐怖直播》，到后来的《潘多拉》《隧道》，最后是广为人知的《流感》《釜山行》。韩国的商业片导演们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控诉着早已不存在的强权。韩国电影里的政府主脑，多半都是积贫积弱的低能儿，只会任由发达的四肢决定自己的脑袋。

这很符合人们对于顶层建筑和人性本质的负面直觉，开化的人民总是天然地畏惧强权，而渴望平等的公理。利用了这一点的韩国商业电影，往往会把聚光灯打在至暗的人性之上，并借由击倒邪恶为正义发声的方式，争取在传播公理的同时，也能收获票房。

《寄生虫》的成功，主要在于技法表现，而非题材反映

如果说，B级片剥削的是猎奇、色情跟暴力，那么黑色的韩国商业片，剥削的就是公理对强权、资本的反抗冲动。一开始，这种剥削其实是有益的，它能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角度。但在不停地反复咀嚼之后，这个配方就开始失去当初那股辛辣的味道了。

作为类型片，它的商业气息正变得越来越浓重，严肃性和斗争性却在日益减弱。到了《鱿鱼游戏》，这种对暴力冲突的猎奇窥视，已经被包装得愈发鲜艳又轻浮，就像导演自己说得一样，他只是把小时候玩过的鱿鱼游戏，搬到了大人的社会里而已。

《鱿鱼游戏》的大火，更多得益于网飞的强大分发能力

《鱿鱼游戏》正在走上一条康庄大道，它的前途是大众的、光明的。相比之下，2000年的第一部《大逃杀》，就显得如此的“恶心”“灰暗”，就像一枚滚进了壁橱背后的硬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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讽刺的是，“大逃杀”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。当所有的球探足球比分都被抽离，生冷的暴力就会被摆到桌面上。深作欣二会用他的《大逃杀》告诉你，把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让他们互相杀戮，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，这么做只会令常人作呕。

新世纪之初，一个国家陷入衰败。失业率突破15%，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万，八十万学生杯葛校园制度，青少年犯罪问题增加。信心尽失的成年人对青少年存有恐惧，于是通过了一条法案：《新世纪教育改革法案》。

这是一段《大逃杀》电影自带的引言，也基本阐明了这部电影的诞生背景。20世纪末的日本，正在经历泡沫经济破裂带来的社会震荡。短短10年间，日本民众经历了从天堂到天台的人生转变。许多人根本就来不及调整自己的三观，现实的铁拳便将他们打倒在地。

有人将这段一潭死水，称为失落的10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日本渐渐进入了失落的20年，而且正在走完失落的第30年。因为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，日本国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代际问题。诞生于不同年代的人们，对社会的认知逐渐割裂，开始怨天尤人，相互攻讦。

一些昭和中后期出生的日本人，正在40不惑、拖家带口的人生阶段，他们的境遇是最为惨烈的。因为整体社会的不景气，男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工作，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，变得穷困潦倒，失去活力。

作为影视暴力美学的宗师，深作欣二的叙事风格一贯赤裸且直接。他不止在影片的引言中，直接谩骂无能的日本政府，还在开篇的5分钟内，杀死了彼时日本社会的精神主体——一位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只能将希望寄托给儿子的落魄父亲。

而这位父亲，本该像《鱿鱼游戏》里的赌鬼老爸一样，至少能够拥有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因为大家都觉得，这毕竟是在拍电影，应该有人文关怀。只可惜，《大逃杀》并不是一个关于重生、关于救赎的故事。《大逃杀》的情节简单、人物脸谱，实在算不上是精彩，它拥有的，只是冰冷到令人作呕的暴力，和绝对彻底而露骨的讽刺。

同为类型片导演的北野武，对《大逃杀》的评价非常之高。他曾经怒斥日本政府的愚蠢，说他们根本就看不懂这部作品背后的真正用意。这一台由高中生搭起来的血腥悲剧，瞄准的从来不是青葱的少年，而是一直都站在伦理道德的高地上，俯瞰着青少年的成年人。

比起孩子，大人们更喜欢对着自己的幻觉说话

当然，《大逃杀》确实也在贩卖感官刺激，但撇去了暴力与血腥之后，它更像是一群搞臭了社会与时代的糟糕大人，写给孩子们的一封道歉信。如果说，韩国商业片善于抨击强权，那么《大逃杀》所讨论的，则是对何为公理的反思。

《大逃杀》上映的千禧年初，日本的青少年犯罪率达到了二战后的顶峰。《如龙》里的大龄极道组织，早已经成了明日黄花。取而代之的，是高喊着“夜露死苦”的年轻暴走族和不良少年，他们用松垮的外套跟离谱的牛粪头，向社会彰显着自己的不满。

这些问题青年中的大多数，在失落的10年里诞生，在失落中成长，也在失落中迷茫。这是一个没有信仰、没有使命的年代，连永远正确的成年人们，都已经失去了未来的方向。年轻人更没得选，他们并不明白，明明大家生来都一无所有，可绝望的大人们，却总要歇斯底里地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

深作欣二也曾被问到，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社会环境下，拍摄像《大逃杀》这样的“问题”作品，而他的回答，令人心寒。深作欣二出生于1930年，十五岁的他，赶上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，也经历了日本极右民族情绪的最后疯狂。在朝气蓬勃的年纪，深作欣二的父母，希望他能为国家去死。好在，深作欣二质问过曾经的自己，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荒唐的理由，白白牺牲掉一条年轻的生命。

50年后，北野武在《大逃杀》里，扮演了一个麻木的自己。1950年出生的北野老师，是一个典型的昭和时代成年人。他在社会中摸爬滚打，变得跟石头一样坚硬。他有一张面无表情的偏瘫脸，说话的时候，左眼皮总是会神经质地不停抽动。

石头一样的北野老师，是社会规则的主导人，只因为比起后来者，他更早来到了这个复杂的社会。只不过，一贯强势、不懂沟通的北野老师，也正在与飞速发展的时代脱节：工作上，他被自己的学生误解；家庭中，他被自己的女儿憎恨。

这个成年人的内在，已经崩塌殆尽。但是，他还是为小深作欣二，解答了关于生命价值的疑问：“人生就是一场游戏，大家都要拼死拼活，去成为有价值的成年人。”如若不然，下场就是被残酷的社会法则所淘汰。无理可循，也无法可解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

但北野老师终究只是一个变态，一个异类。除了他，不会有任何成年人，愿意把如此扭曲的东西，明面上地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，他们只是默默地等待，把唱黑脸的工作，交给麻木的老师、残暴的军人。尽管，其实每时每刻，“大逃杀”都发生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

年轻人的迷茫，大抵源于被教授的真理与知识，和现实的世界发生了错位。三年B班的40位少男少女，被丢到荒岛上自相残杀。他们一头雾水，因为没有人曾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，其实大多数孩子的精彩人生，在毕业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。

“这种时候，大人应该跟孩子们说些什么呢？”

影片的最后，牙医的孩子、厨师的孩子、渔夫的孩子，快要死了，他对幸存下来的秋也和中川说了一句实话：“真正难过的日子，现在才开始呢。”

不久，破坏了游戏规则的二人，被日本政府全国通缉。中川与尚在睡梦中的父母告别，秋也原谅了擅自离开人世的父亲。两个拒绝互相倾轧的“少年犯”，怀揣着一把明亮的银色弹簧刀，从残酷的“大逃杀”中逃离，再不回头。

少年的神性，是灰暗成年人的救赎

真正的《大逃杀》，是不会有任何赢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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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，《绝地求生：大逃杀》大火。很多人知道了“大逃杀”，也知道了“吃鸡”，但《PUBG》的大名，看着依然有些陌生。《PUBG》的全称，叫《PLAYERUNKNOWN'S BATTLEGROUNDS》，大意是：不知名玩家的战场。

《PUBG》确实从《大逃杀》里借鉴了许多东西：竞技圈会不断地缩小；有的参赛玩家，手里只有一口锅盖，也有人一出生，手里就拿着一把SPAS-12多功能霰弹枪；“打倒”别人之后，你也可以搜刮他们的武器装备，将之占为己有。

但有一样东西，《PUBG》并没有触碰，那就是《大逃杀》的精神内核。《PUBG》的大名，已经非常明确地撇清了自己跟原作关系。这只是一场虚拟的游戏，你并没有在对抗的过程中，“打倒”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大家都是经过信息抽象之后的不知名玩家。

在原作《大逃杀》中，三年B班的每一名学生，都拥有自己的姓名。即便他们在全片中的镜头，可能只有被“淘汰”的那一瞬间。你可以在片尾的报幕里，真切地看到所有的参与者，看到拥有姓名的人物，还有他们背后的演员。

拥有名字，这非常重要。在《鱿鱼游戏》的第一轮里，456名参赛者，有255名被直接淘汰。这些被淘汰的人，宏观上，他们并不配拥有姓名，就像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他们只是某场竞赛中的一小串统计数字，是255个编号。

这并不叫“大逃杀”，这只是一场精心设计好的人性表演。它的舞台精致异常，上面站着十恶不赦的坏人，情非得已的骑墙派，和贯彻到底的好人，显得十分泾渭分明。而剧本的大反派，照例还是那些代表着强权剥削的邪恶资本家。

邪恶又愚蠢的富人，也是刻板印象，参考《猎杀》

《鱿鱼游戏》的价值观对抗，也因此显得特别简单。成奇勋是个没有成长的男人，再度回归社会后，他给自己染了一头叛逆的红毛，让自己看起来有点愤世嫉俗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而讽刺的是，所有在“鱿鱼游戏”里获得坦然的人，最后都死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远比《大逃杀》的结尾，要来得绝望的多。

因为，它既放大了我们的脆弱，也放大了我们的坚强，却唯独忽视了平凡的力量。片中的几位主角，人人都有着一个豁出性命，也要去实现的目标。可是对于大部分而言，生活原本就不是一场游戏，这里不仅没有规则，有时候，我们甚至连一个能够为之奋斗的理由都没有。

剧集的男主角，是个很难让人喜欢起来的赌徒

从朝鲜偷渡而来的“脱北者”，被一位素昧平生的女孩所拯救。女孩之所以这么做，并不是出于善良，而是因为，她给不了自己一个活下去的理由。可总要有一个人活着，所以她就将生的机会，让渡给了他人。因为现实如此痛苦，她本来也没有选择过这样的人生。

这个单薄的女孩，可以说是整部剧集里，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，一个无辜的罪人。但她实在太过无力，太过苍白，根本不可能成为商业作品的主角。就像大多数人一样，我们也无法成为自己生活的“主角”。所以，我们为之动容。

《鱿鱼游戏》中，最令人共情的角色，反倒是一位无力的年轻人

如果从一开始，人们就能接受这个单薄的现实，互相之间坦诚相待，而不是在陷入残酷的游戏规则之后，才后知后觉地拥抱“全新”的自己。也许，年轻人的蜕变过程，可以不那么痛苦，人们也再没有必要，去谋杀过去的青春。

恰好，这正是深作欣二的《大逃杀》所表达的，最为振聋发聩的，内核所在。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，不应该由哪个固定的社会群体所决定。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，比如让年轻人摆脱冷气的鲁迅。虽然时代不同了，但精神却始终如一。

《大逃杀》的女主角中川，就是王朔口中的，那个如月亮般明朗、皎洁的少女。中川就像是一张白纸，她的生活简单而普通，家庭不曾横生变故，性格中庸，没有一技之长。她会被强势的人欺负，也会去关心弱者，待人接物秉着一颗平常心。

你从这样的女孩儿身上，找不到任何的故事，她或许是一个你不太熟的高中同学，也可能是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的隔壁邻居。如此平凡的中川，却成为了《大逃杀》的女主角。更加奇妙的是，尽管中川几乎什么都没有做，你却能感觉到，她就是人性最后的光芒。

因为在不只有坏人的“大逃杀”里，平凡本身，就是一种至高的善良。